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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房奴不好當(dāng)
從杜甫的“安得廣廈千萬間”到白居易的“游宦京都二十春，貧中無處可安貧”，古人想住進大豪宅不容易，想踏踏實實買處普通住房也不容易。他們?yōu)橘I房發(fā)愁的事兒，屬實不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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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漢時期，在重農(nóng)輕商的大環(huán)境影響下，房地產(chǎn)行業(yè)還沒有出現(xiàn)如今的職業(yè)炒房客。但為了有效管控房產(chǎn)交易，朝廷還是出臺了一個嚴(yán)格得有些苛刻的房產(chǎn)限購政策：“欲益買宅，不比其宅，勿許?！边@就是說，人們?nèi)绻蟹窟€想再買房，只能買鄰居家的房產(chǎn)。而且，漢朝初期，百姓家里有多少人、有多少房產(chǎn)，百姓需要如實上報。萬一有人為了少交人頭稅和財產(chǎn)稅，少報人口和房子會有怎樣的后果？政府鼓勵鄰居檢舉揭發(fā)，揭發(fā)屬實，抓當(dāng)事人坐牢，沒收當(dāng)事人的家產(chǎn)，一半家產(chǎn)充公，一半家產(chǎn)用來賞給檢舉揭發(fā)當(dāng)事人的鄰居，以資獎勵，這叫“舉發(fā)”。在這種高壓限購政策下，漢朝人買房子的難度可想而知。
這一政策到了唐代略有松動，人性化調(diào)整為：若是賣家想賣房子，應(yīng)按照“先親友、再鄰居、后他人”的順序出售，只有親友和鄰居都不想買或者出不起買房的錢，賣家才能公開面向公眾出售。不得不說，雖然這項政策比漢朝寬松了些，但比起現(xiàn)代還是要嚴(yán)格不少。不僅如此，唐朝政府還嚴(yán)控房屋供地，防止人為抬高房價，以至于唐玄宗時期的普通人家，每三口人才能擁有一畝宅基地，賤民群體就更難了，常常要五口人才能共享一畝宅基地。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，唐代的賣家自然叫苦不迭，而大批買家也遭遇了買房難的問題。比如大文豪杜甫在長安漂泊十年，仍然買不起房子，又趕上了安史之亂，不得不去成都郊外，得友人救濟，才搭建了幾間茅屋居住。
貞元十六年（800 年），二十九歲的白居易獨自來到長安闖蕩事業(yè)，一路干到了秘書省的校書郎，拿著高薪，成為萬千“打工人”羨慕的對象。然而，白居易的薪水雖然豐厚，卻依舊無力買房。803年，總也湊不夠購房款的白居易，不得不跑到長安城東的常樂里，租了已故宰相關(guān)播家的一處小宅子暫時落腳。到了公元808年，白居易已經(jīng)升至左拾遺，月薪也漲到了2.5萬文，可他仍然買不起長安的房子，只好繼續(xù)租房住。直到五十歲時，白居易才在長安城里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。這不禁讓人想起多年前，白居易初來長安時，名士顧況聽說白居易的名字后，頗有深意地說了一句：“米價方貴，居亦弗易。”多年后再品顧況的這句話，簡直就是“神預(yù)言”。
到了宋代，“買房難”問題依然未能得到妥善解決。據(jù)《宋刑統(tǒng)·卷十三》記載，宋朝賣家賣房必須先召集所有族人，了解大家是否愿意購買房產(chǎn)，然后再詢問四周鄰居是否有買房意愿，只有當(dāng)族人與四鄰都明確表示不買房后，才能將房產(chǎn)拿到市面上交易。一系列嚴(yán)控炒房的措施，在無形中限制了供給端，推高了房價，直接導(dǎo)致宋代的房價一直居高不下，就連著名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蘇洵，想買套房子也難如登天。
治平元年（1064 年），眼看房價一直居高不下，蘇洵一咬牙一跺腳，借巨資在開封買下一座宅子。誰料兩年后，蘇洵還沒還完“房貸”就去世了，這筆巨額債務(wù)自然而然就落到了兒子蘇軾和蘇轍的頭上。這下可坑苦了蘇軾和蘇轍。此后，蘇軾將自己大半的薪水拿來替父還債，還搭上了自己四百畝職田的租金，搞得他年近五十歲才在江蘇宜興買下一所房子，而蘇轍則到七旬高齡才在河南許昌買下房子。為此蘇轍還專門寫了句“我老未有宅，諸子以為言”自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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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的沉浸式居家辦公室
清代大才子紀(jì)曉嵐的辦公室就取名為“閱微草堂”，乍聽之下，似乎紀(jì)曉嵐在京城里住了個“茅屋”。其實，雖然閱微草堂的名字里帶了“草堂”二字，但與沒有官職的杜甫居住的草堂完全不是一個概念。閱微草堂一開始是一間書房，后來擴建成兩進四合院，前院種藤蘿，后院栽海棠，用來居家辦公真是雅致清幽、心神俱靜。有道是“濃縮的都是精華”，閱微草堂雖小，名氣卻很大。從日常處理工作、寫奏章跟“老板”乾隆匯報，到籌備編纂《四庫全書》這套鴻篇巨制，閱微草堂一直是紀(jì)曉嵐處理自己負(fù)責(zé)的大小項目的辦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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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“SOHO 一族”借鑒的“硬核”辦公室，還要數(shù)李漁的精裝修辦公室。據(jù)《閑情偶寄》記載，李漁在前人鑿壁借光的精神感召下，在辦公室內(nèi)安裝了“環(huán)保節(jié)能燈”。簡單來說，這種裝置就是在與辦公室相鄰的房間墻壁上鑿個小洞，大小剛剛?cè)莸孟乱槐K油燈。如此一來，兩間辦公室就能共用一個光源，既新穎又節(jié)能減排。為了解決冬季辦公室沒暖氣的問題，李漁還別出心裁地給自己設(shè)計了一把“暖椅”。這種椅子與書桌相連，椅子下方有個可移動裝置，用來放置炭火取暖，還能順便熱些東西吃，或是溫上一壺好茶。
這樣吃吃喝喝無疑會加速李漁體內(nèi)的新陳代謝，讓李漁遭遇內(nèi)急的煩惱。偏偏精裝修的辦公室什么都好，就是沒有衛(wèi)生間。那么，注重辦公體驗的李漁又該怎么解決“上廁所難”的問題呢？這根本難不住李漁，他再次發(fā)揚鑿壁借光的巧思，在辦公室的側(cè)墻上又鑿了個小洞，不過這次不是用來放置環(huán)保燈的，而是插入了一節(jié)竹子，使竹子穿墻而過。竹子的中間被李漁鑿出孔，內(nèi)急的時候，李漁就尿到竹孔里，這樣尿液直接順著竹子排到室外，既整潔又沒有異味。
李漁靠著精裝修辦公室成為“居家辦公”達人，而唐代的白居易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將自己的居家辦公室裝修得簡約而不簡單。白居易被貶江州之后，心境逐漸從“兼濟”轉(zhuǎn)為“獨善”，開啟了低調(diào)“吏隱”生活，于是在來到江州的第三年，在廬山香爐峰下建造了一座草堂。
他在廬山草堂落成時創(chuàng)作了散文《廬山草堂記》，其中，便有對書房的描述：“木斫而已，不加丹；墻圬而已，不加白。砌階用石，冪窗用紙，竹簾纻幃，率稱是焉。堂中設(shè)木榻四，素屏二，漆琴一張，儒、道、佛書各兩三卷。”木頭不刷漆，更加凸顯原生態(tài)的樸素，不刷白灰的墻面搭配石階、竹簾、紙窗、素雅的屏風(fēng)，渾然天成卻別有洞天，一張琴，幾卷書，彰顯著書房主人淡薄而高潔的氣度。不得不說，這樣將極簡風(fēng)發(fā)揮到極致的居家辦公環(huán)境，堪比劉禹錫筆下的“陋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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